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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慢”，后来成为诸多导演处理电影中老人形象的一种方式。无论是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萨蒂亚吉特·雷伊，还是小津安二郎、侯孝贤、万玛才旦等导演，他们电影中的老人形象往往都与“慢”的时间挂钩，使影像逐渐走向一种“状态”。如小津安二郎《东京物语》结尾，失去妻子的老人独居家中，轻摇蒲扇，视线向画外望去，若有所思，游走于“物”与“思”之间的物哀之情缓缓流出。同样，侯孝贤《童年往事》中，祖母每日坐在方桌旁摆弄针线，当其离世之后，导演再次拍摄祖母常用的方桌，斯人已逝而静物长留，此刻的方桌俨然代替了已故祖母的在场。在这里，小津安二郎与侯孝贤均以极为隐忍克制的方式处理老人的形象，以固定机位长镜头的形式捕捉不断流动的时间，进而使得影片在此刻构成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剧中人物对于生命、生活本身的思索与反应，在流动的时间里引领观众走向沉思，宛如剧中老人于夕阳残尽中对人生的回眸，让影片增添了一份厚重，生成难以言说的情感，或曰“余味”，或曰“苍凉”。

回头的浪子——三井寿

他们想把《中国乒乓》拍出属于自己的风采。

“本来以为是个王者，结果居然是‘青铜’”，是观众对老孙这一系列行动后得出的评价。然而，当徐天被抓，金条被抢，看似陷入死局的老孙又可以一路骑车走入福建土楼面见闽西三寨头人，老孙的“背景”又一次让观众摸不着头脑。可是，正是这么看着外强中干，但又时时托底的老孙，教会了徐天如何正确认识混乱的时代，并习得乱世活命的要义。老孙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为护送徐天、拿回黄金不计成本地以命换命，更是让徐天明白老孙的信仰为的不是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子孙后代的人生理想。

这些都体现着藏地隐匿的文化特质，体现着万玛才旦对宗教温和的反思，而他的作品被认为最能代表藏地，同时也因为这种视角被藏地审视。